秦漢時代，鄉、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層行政組織，也是人民的生產生活單位，其外有城柵，內部設有公署監獄，置吏管理戶籍課役，開閉掃除，逐捕盜賊等事。城內聚居與行政單位相統一，是其重要特點、對此，清代學者早有所論，當無疑義。[1]

動亂時代，鄉亭里成為擄掠財富與人口的目標，常遭兵燹。所以，城內百姓便在鄉里大族率領下，逃往山林陂澤，聚眾憑險自衛，從而形成“塢壁”。王莽末期，樊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余家”；[2]馮魴“聚賓客，招豪杰，作營塹，以待所歸”；[3]第五倫聚眾，“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筑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強持滿以拒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4]由此可知，塢壁早在王莽時代就已出現，此后，每逢大的戰亂均可見到，如曹操部將李典和許褚原來都是塢壁主。這是塢壁出現的時代特點。

塢壁的分布范圍極廣，并不限于中原或漢族地區。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5]邴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寺塔”。[7]塢壁泛濫，莫過于五胡十六國時代。那些互不統屬的民族，猶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馬，恣意縱橫奔突，在如雨的鐵蹄下，中原傳統社會組織隨著一個個城邑的陷落而分崩離析，失去任何保護的漢人幾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紛紛逃離成為戰場的鄉里，輾轉流徙于各地。他們在西晉殘余將官或鄉里豪強的統率下，結成一個個獨立的組織，各自為戰，力求自保。“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衛性質的塢壁聚壘遍布于中國各地，這是塢壁在地域上廣泛分布的特點。

塢壁既是為逃避戰亂而建，故大多設立于遠離城邑的山林川澤地帶。例如，洛水流經的檀山，“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一合塢，“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筑西面即為固。”此外，如云中塢、合水塢等塢名所示，[9]塢壁一般建在易守難攻之地。《資治通鑒》“永嘉四年七月”條，胡三省注釋塢壁道：“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眾筑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為塢主”；《后漢書·劉玄傳》“離鄉聚”之李賢注也說：“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以及李流起義時“三蜀百姓并保險結塢，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見，[10]塢壁乃是從國家地方行政組織脫落出來的宗族流民自治組織，從秦漢的鄉亭里到魏晉南北朝的塢壁，實為動亂年代社會基層組織的一大演變 ^[2-11]  。

塢壁，中國古代具有圍墻的防御建筑，又稱塢、營塢、塢候。漢武帝時，為防御匈奴，在北方及西北邊塞上筑有大量塢壁。邊塞的塢壁是一種較城、障為小的防御工事(有時大于小障)，筑在亭、隧的外圍。 塢有時分為內塢與外塢，均有出入口，置門戶，有卒守把。塢內有屯兵和居人的房舍。登亭、隧有稱為塢陛的臺階。塢上并可舉烽 。東漢時，最多曾達616所。地方豪強也營建自己的莊院。地主塢壁建筑呈城堡式。周圍為高墻，門上有門樓，四角有角樓，有的還有高層的樓櫓建筑，門樓、角樓和樓櫓乃至墻垣高處開有镃望孔或射孔。大門有衛士把守。塢內有塢主居所、衛士和奴婢仆隸樂隊等的居處，還有倉廩、手工業作坊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壁也稱塢堡或壁壘。多擇既有山林險阻，又可進行農耕的宜守宜農之地設置。比較常見的是采取血緣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與鄉里作為團聚的紐帶。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強自為塢主，或稱宗主。他們以宗族鄉里關系組織地方割據武裝，被控制的宗人鄉親實際上是塢主的私人部曲。此外，也有以流民結集的方式出現的塢壁，塢主都由流民公推有才能或宗族勢力相對強大者任之。塢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區。十六國和北魏的統治者，往往按塢主的實力大小，分別給予官職，大小塢壁又成為各級地方政權機構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護制，更全面地承認了宗主們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塢壁的合法地位。魏孝文帝推行三長制，三長代替了宗主；鄰、里、黨等地方基層組織也取代了大、小塢壁組織。唐以后，塢壁轉入衰落，但并未根絕。

當時北方城市因為戰亂而荒蕪，唯依靠堡塢務農以自給，所以堡塢在北方社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并且農業占據經濟生產的主要地位。南方則相反，商業與城市比較發達。因為堡塢是宗族鄉黨為單位，所以北朝重同姓，重宗法，大大加強了鄉村豪族的地位，中央政府也要任用大批強宗大族以鞏固政權，構成了南北朝時代門閥政治的基礎。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