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2月9日，李約瑟出生于英國一個基督教知識分子家庭，是家中的

李約瑟(6張)

獨子。他自幼性格內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滿知識的環境中成長的。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教他寫字，還教他做木工活、觀察鳥類和歐洲地理、植物分類等知識。他尤其喜歡法國，后來曾游學法國一個學期，法語也是他運用嫻熟的一種外語。李約瑟閱讀面很廣，10歲時就囫圇吞棗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國弗里德里希·希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的《歷史哲學》原文。

在家庭朋友、醫生約翰·布蘭德-薩頓（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響下，李約瑟對科學產生了興趣。通過觀摩手術和為父親的外科手術當助手。他在認識到自己在科學方面的才能和興趣后，申請學習醫學，想成為一名醫生。 ^[3] 

1917年10月，李約瑟進入劍橋大學，他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社團活動，尤其是那些與宗教有關的社團活動。他還負責邀請著名學者前來給醫學生做人文科學講座。這些講座涵蓋的科學史之廣，尤其是人類的思想活動如何導致眾多的科學試驗、思想和理論的產生，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幾乎是一入學，李約瑟便放棄了成為外科醫生的想法，在他看來，外科醫生就是“鋸骨頭”，太機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導師建議他改學化學，李約瑟也認為化學比解剖來得有意思。

1920年李約瑟獲得學士學位。而這時，李約瑟失去了父親。同時他找到了生物化學大家弗里德里希·戈蘭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馬上要李約瑟到他的實驗室工作。在他的指導和呵護下，李約瑟的學術水平和地位節節上升，在短短幾年中便晉升為高級講師（reader）。 ^[3] 

1923年春天，李約瑟開始與同事多蘿茜·邁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約會。多蘿茜年長李約瑟5歲，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學家。次年9月13日，倆人結為夫妻。

1924年10月，李約瑟博士論文答辯，凱斯學院將“院士”榮譽作為賀禮，這不但使他在學院擁有一間寢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種特權。不到24歲，李約瑟已經功成名就。

1930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約瑟的3卷本專著《化學胚胎學》，更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而且幾乎可以肯定，他將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當選為英國王家學會會員。

1937年8月，魯桂珍和另外兩個中國留學生——王應睞和沈詩章——來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魯桂珍師從李約瑟的妻子。李約瑟幾乎對魯桂珍是一見鐘情。根據李約瑟日記的記載，他們一起在劍橋的印度餐館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館用餐；觀看根據賽珍珠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手挽手地沿著封凍的河邊散步；到法國埃弗倫度假。 ^[3] 

在1938年2月的某個晚上，李約瑟與魯桂珍有了肌膚之親，地點是凱斯學院的寢室K-1。當時，李約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溫切斯特的用詞“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給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完事后，兩人躺在床上抽煙。在魯桂珍的指導下，李約瑟在日記本上用中文寫下了他們抽的東西——“香煙”。這是李約瑟第一次寫中文。李約瑟端詳自己的杰作，說道：“我必須學習這種語言。”接著，魯桂珍為他取了個中文名字“李約瑟”。由于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與魯桂珍的關系，李約瑟產生了反戰的情緒。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稱為“繼達爾文之后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生物學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學》的同時，給英國的報刊寫文章，到倫敦參加游行，并出版小冊子，支持中國人民。 ^[4] 

1941年夏，英國文化委員會任命李約瑟為設立在中國重慶的英-中科學合作館館長，并有參贊的頭銜。

1942年夏天，他專程前往紐約，看望美國工作的魯桂珍，告訴她即將踏上中國國土這一消息。在他們短暫的聚會中，李約瑟告訴魯桂珍一個突然產生的念頭：中國科學，總的來說——為什么沒有得到發展？

1943年2月24日，在經過10個星期的航程后，李約瑟搭乘美國軍用飛機從印度加爾各達起飛，于下午抵達云南首府昆明。

1943年-1946年間，李約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萬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幾無禁區。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盤桓，在洞窟速寫、拍照，積累了足夠寫一本書的資料。他到都江堰駐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壩前，對這一中國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愛戰爭時期的冒險生活，在途中遇見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對中國文化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漸精通。也正是在中國期間，李約瑟找到了后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一事業的重要助手王鈴。

1948年，王鈴應邀來到劍橋，擔任《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助理編輯，李約瑟還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鈴之前將自己工資的一半分給他。與此同時，李約瑟還結識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楨等在內的朋友。李約瑟在訪問遷移到遵義的浙江大學時，曾對竺可楨校長提起要寫一部中國對世界文明貢獻的書。當日本投降，中國政治、軍事形勢穩定下來后，竺可楨便開始收集圖書和資料，并海運到劍橋，其中，最為珍貴的要數一套完整的《古今圖書集成》，總計1萬卷1億7千萬字。

1946年3月，李約瑟收到了他劍橋的左翼朋友、生物學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電報，邀請他回英國擔任新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處處長。李約瑟似乎仍然對皮肯告狀耿耿于懷，便選擇了離開。但是，李約瑟僅僅在倫敦和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了兩年。因為美國認為李約瑟親共，并為他的工作制造障礙，不允許將聯合國的經費發放到任何美國認為是左翼的科學組織。于是，李約瑟辭職返回劍橋，回到他的K-1，并馬上著手他的計劃。

1948年5月15日，李約瑟正式向劍橋大學出版社遞交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秘密”寫作、出版計劃。他提出，這本一卷的書面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只要他們對科學史、科學思想和技術感興趣；這是一部關于文明的通史，尤其關注亞洲和歐洲的比較發展；此書包括中國科學史和所有的科學與文明是如何發展的兩個層面。李約瑟認為，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認卻遠遠不夠。一周后，出版社復函，接受了李約瑟的計劃。但數周后，李約瑟又修改了計劃，將書的卷數擴大到7卷（第1卷，總論；第2卷，中國哲學；第3卷，前科學；第4卷，中國技術；第5卷，“李約瑟問題”；第6卷，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文明史的關系；第7卷，展望未來），在10年內完成。后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出版計劃又幾經修改，工程變得越來越龐大。 ^[3] 

1954年8月14日，《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約瑟卻沒有留在英國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與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的魯桂珍會面，開香檳慶祝著作即將出版。隨后，李約瑟夫婦前往布達佩斯參加國際生理學大會。會后，倆人來到法國小鎮安波伊斯（Amboise），在達·芬奇度過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邊上度過那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5] 

1959年，他被所在的岡維勒與凱斯學院的院士們選為主席。

1964年李約瑟夫婦訪華，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自接見。 ^[6] 

1971年，他被選為英國人文科學院院士，是僅有的幾位同時是英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和王家學會會員的科學家。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歲的李約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華人女子時學顏（H.Y.Shih），并有過短暫卻熾熱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與魯桂珍兩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擊退了時學顏，保住了他們的三角關系。

1979年，李約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講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7] 

1983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8] 

1991年，魯桂珍去世后，李約瑟又寫信給這位時女士和其他兩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絕。

1992年，英國女王更授予他國家的最高榮譽——榮譽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勛銜，這是比爵士更為崇高的勛號。 ^[3] 

1995年3月24日20時55分，李約瑟逝世。

李約瑟教授發表科學論文300多篇（生物化學和科學史約各占一半）、學術著作約50種，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兩種：一是1931年發表的《化學胚胎學》三大卷，創立了這門分支學科。另一是作為總設計師、組織者和主要撰稿人于1948年開始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擬出7卷34冊，已出19冊。 ^[1] 

李約瑟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是這樣表述“李約瑟問題”的：“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論？如果事情確實是這樣，那么在科學技術發明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人又怎樣成功地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3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在理論和幾何學方法體系方面所存在的弱點為什么并沒有妨礙各種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歐洲在16世紀以后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經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么？” ^[9] 

1、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5] 

2、中國自13世紀以后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后，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集權制度下扭曲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5] 

李約瑟從20世紀50年代起歷時45年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共七卷三十四冊，內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各個領域。此書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用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與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10] 

1942年，李約瑟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來到中國，支援抗戰中的中國科學事業。行程遍及中國的十多個省，他訪問了300多個文化教育科學機構，接觸了上千位中國學術界的著名人士。李約瑟在英國阿斯得波研究所將世界最新科學研究資料信息制成微縮膠卷，躲過日寇搜查，贈送給中國科學家，設法幫助中國與世界建立信息聯絡，并為中國科研機構在國外采購了急需的器材設備，親自組織英國皇家空軍運到中國。李約瑟于1944年12月在倫敦作了《戰時中國的科學與生活》的廣播演講，以不懈的努力為中國呼吁國際援助，促使英國文化委員會給予中國大批物資援助。同時，他還將中國科學家的文稿送到西方出版，并出錢資助中國學者到英國講學。 ^[10] 

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41），英國學術院院士（1971），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78），美國藝術和科學院外籍院士，丹麥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 ^[1] 

1994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 

曾獲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3），英國女王授予的榮譽勛爵（199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愛因斯坦金獎（1994）等。 ^[1] 

表格資料來源： ^[11] 

《自然》（Nature）雜志對李約瑟的評價是，“在20世紀，沒有哪位學者像李約瑟一樣，改寫了人們的腦海中的固有觀念，他把中國過去1500年的歷史描繪、梳理，如畫般清晰。” ^[11] 

1995年李約瑟逝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為他出版傳記《李約瑟：20世紀的文藝復興人》中寫道：“這個人身體很好，高大魁梧，會騎馬，在中國內地做了一些旅行，最遠到過甘肅敦煌一帶。在各地城鄉他了解到一些傳統技術，比如在農村看到很多水車，在鄉下看到煉鐵的。他搜集了好多資料，為他日后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提供了基礎。” ^[12] 

2008年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發表“中國發明的疑問——《那個熱愛中國的人》”中寫道：“李約瑟，改變西方對中國文明落后評價的人”。 ^[13] 

2008年《南方周報》發表文章稱：“李約瑟的仗義和豐功，值得每一個華人感戴和銘記”。 ^[14] 

“李約瑟問題”正式提出以后，在國內和國際上引起熱烈的討論。不過大量資料表明，類似的問題和討論早已出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可以說，李約瑟不過是以中國科技史的西方專家這一獨特身份重提這一問題，使這一問題更為引人注目。關于該問題早已有之的一個最好例證是，愛因斯坦在李約瑟正式表述此問題之前就討論了此問題，并給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約瑟后來得知后給予反駁。另一個有力的例證是，李約瑟正式提出此問題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參考資料中包括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而馮友蘭在這本書中包含了他在《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中所表達的觀點。有資料表明，李約瑟讀過馮友蘭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約瑟問題”的誘因之一。（參閱王錢國忠編：《李約瑟畫傳》）當然，不容否認的是，李約瑟對這一問題賦予了一定的新涵義。其新在哪里，是對還是錯？“李約瑟問題”和先前的類似問題之間是何關系？ ^[15] 

吳曉波在《李約瑟難題到底難在哪里》 ^[16]  寫道，“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于中國關于技術的發明主要起于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許多技術發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長期而系統的、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并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 ^{[11]  [17]} 

李約瑟難題引發了關于中國為何被西方社會的科學和技術超越的爭論。但是，該難題本身的前提就有疑問，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并未高于西方，特別是科學，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只有零散的科學知識，偏重技術，缺乏理論研究。愛因斯坦就明確表示，由于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一些中國學者也指出，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過度拔高。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