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所需資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體，涵蓋投融資、建設、運營、監管等過程。

　　智慧城市是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應用與城市轉型發展深度融合的產物，體現了城市走向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本質需求。隨著我國城鎮化加速發展，每年有上千萬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大量人口流入引發的部分地區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安全隱患等“城市病”問題日益嚴峻。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各地城市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

　　PPP模式雷聲大、雨點小

　　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土部、交通部8部委，在去年印發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智慧城市”在國家決策層面以及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其龐大的市場潛力也成為眾多企業希望爭奪的“大餐”。“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所需資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體，涵蓋投融資、建設、運營、監管等過程。傳統的政府自建自營模式已經遠不能滿足投資需求，更多的資金需要由企業和融資機構去籌措，將市場機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設已經成為必然選擇。財政部發布的《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要盡快形成有利于促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發展的制度體系。運用PPP模式解決“智慧城市”建設的資金問題已經是大勢所趨。

　　然而PPP模式在實際應用中卻雷聲大、雨點小，目前還鮮有成功的案例，甚至成為相關企業“燙手的山芋”。其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政府動力不強，在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沒有很好解決的情況下，很難投入資金進行增量建設；另一方面是來自企業的焦慮，由于“智慧城市”建設往往缺少明確的收益時間和收益標準以及驗收標準，企業的收益存在很大的不明確性，風險較大。這些原因導致了企業和政府很難達成共識。

　　同方“智慧城市”泛集成事業部總經理夏宗春認為，“無論是PPP模式，還是融資租賃模式，從企業角度都一定要著眼增量的同時兼顧存量。”也就是說建設方企業要主動幫助地方政府卸下包袱。“比如給政府牽線搭橋去做一些融資租賃，或者把政府原有的一些存量項目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的增量項目都放到PPP方案里面，幫助政府用長周期、低利率的資金來置換地方債務中短周期、高成本的部分，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

　　從“補建設”向“補運營”轉變

　　“智慧城市”建設不是簡單項目的堆疊，也不是純技術解決方案的拼湊，而是一個長期、動態、復雜的過程，需要統籌全局、前瞻性考慮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規劃，集成整合。從2014年各個城市統計的項目資金投入情況來看，當年總投入是1145億元，其中財政投入205億元，銀行貸款216億元，社會資本598億元，也就是說社會資本占了約50%。

　　由于PPP模式是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政府作為監管政策的制定者，制訂監管框架時要充分征求利益的相關方，包括投資者、運營者、消費者的意見，使監管法規既能保證基礎設施服務的質量，又能保護有關利益方的合法權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馬桂芳認為，智慧城市創建應該從三個視角來考慮：第一從市長的角度，提升城市的運行效率和服務水平；第二建設智慧城市還要站在市民的角度，要宜居宜業；第三是從企業家角度，城市一定要有很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在這個城市才能夠發展起來。

　　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PPP的應用具有4大關鍵要素，即制度設計、運營補貼、合作伙伴、績效考評。在制度設計方面，要從PPP運作的全流程做好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從確定投入方式、選擇合作伙伴、確定運營補貼到提供公共服務的全流程，制定包括預算管理、政府采購、政府性債務管理以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等方面的一系列合理制度。在運營補貼方面，要從“補建設”向“補運營”逐步轉變，從城市整體效益出發，對社會效益好的PPP項目給予適當補貼。補貼依據是項目的運營績效。

　　此外，相關主管部門應出臺優惠政策，比如允許投資者進行廣告、商業等開發，讓投資者感到有利可圖，這樣才能吸引社會資本。此外，政府還可以考慮允許保險基金、社保基金、住房基金等大型基金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PPP項目。放寬這些基金的投資限制，不僅能夠改善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局面，而且能夠大大緩解各種基金的經營壓力。此外，還要增強服務意識，建立各相關部門之間并聯式的項目管理模式，超前做好項目選址、投融資方案、規劃設計條件、土地供應等方面的工作，對項目起導向作用，使改革的成果落到實處。（陳和利）

來源：中國建設報